【好日。誌】白色恐怖受難者馮守娥─走過動盪亂世的堅強


馮守娥,白色恐怖受難家屬,1950~1960年間入獄十年

當陳明忠先生娓娓道來他的故事的同時,一旁的馮守娥女士默默忙碌著,一下準備茶水,一下找出各種參考資料,以便我們更了解陳明忠先生的故事。馮守娥女士,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馮錦輝之妹、陳明忠之妻,自己亦為當事人,1950年因蘭陽地區工委會盧盛泉等叛亂案入獄,直至1960年才重獲自由。

大半輩子生活在動盪不安之中,現在的她,衷心地期盼下一代,可以活在一個「和平」的社會中。

學生時期

馮守娥,1930年出生在宜蘭,從小接受了9年的日本教育,當時性別平等的意識尚未普遍,台灣女性多半教育程度較男性低。但馮女士的父親是位教師,思想開明,認為男孩女孩是一樣的,都需要進學校讀書,在家庭的鼓勵下,馮女士一 路讀到高中,畢業於蘭陽高女。那時,全羅東女性高中生才四人。
在學校的日子裡,馮守娥明顯感受到台灣人與日本人的差別待遇,在就讀公學校四年級時,她碰到一位日本老師,那位日本老師告訴他們許多日本對待台灣人不平等的情形,如老師自己並非日本師範學校畢業的,但來台灣教書,薪水卻比台灣師範畢業者高等。

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的訪談紀錄中,馮守娥提到,戰爭時期的配給制度也有差別。領取配給時,排隊的人分成三排,日本人一排,臺灣人中改姓名者及國語(日語)家庭一排,其他台灣的老百姓站成一排。馮守娥在訪談紀錄中提到:「有人認為日本將台灣建設得很好,但這與日本對待我們台灣人好不好是兩回事。」

回憶起戰爭的日子,馮守娥提到另一段過往:「日本當時叫大家改姓名,我爸不肯改姓名。我哥當(日本)兵時,我爸給他中國人衣服,告訴他萬一上戰場,中國人不打中國人,就換上這身衣服跑掉。戰後當天很多人繳不起米穀,整個村被(日本人)罰跪在柏油地上。我第一次用中文寫文章,題目就是(台灣解放的一天〉,敘述是日本人欺負台灣人的情形。當時,我還不知道『解放』是共產黨用的詞。」
日本人離開後,至二二八發生之前,社會風氣相當自由,什麼書都可以讀。「那時,我們用的是開明書店課本,談到婦女問題、五四運動等等,與日本的教育全然不同。許多從大陸來的雜誌、書籍,都可以自由閱讀,各種主義都可以研究。左翼的思想、反戰小說等,在書店可以買到,圖書館也有。有興趣的人,就會去組讀書會。」馮守娥告訴我們。

入獄到出獄

然而她與親人的悲劇,卻也是來自於讀書。馮守娥並不知道她哥哥馮錦輝與蘭陽地區工委會的關係,她所知道的部分,卻與讀書會相關。那時台電總經理劉晉鈺的兒子,同時也是馮守娥蘭陽女中的歷史老師,某次到羅東買書,順道去馮守娥家聊天,由此結識馮錦輝。後來成立了讀書會,馮守娥與她哥哥馮錦輝皆有參加。之後,劉晉鈺的三個兒子都回去大陸了,白色恐怖期間,其中一個兒子寫了一封信回來,那封信還沒交到他的手上,劉晉鈺就被捕了。馮守娥講到這段往事時,特別找出《1950仲夏的馬場町》,看著劉晉鈺的照片,緩緩說道:「行刑前,都會給他們喝點酒。所有人行刑前照一張,行刑後照一張,好確認犯人死亡。」



馮守娥再回到她自己的故事:「1950年我與哥哥一起被捕,我是因為參加讀書會被捕,哥哥則是因為蘭陽地區工委會的關係。」馮錦輝4個月後就被槍斃,當時同在獄中的馮守娥,卻是一點也不知情。關於馮錦輝槍斃的過程,都是她出獄後慢慢蒐集來的。直至去年(2014年),馮守娥才收到哥哥槍斃前的遺照,照片中的馮錦輝,臉上還帶著微笑。

馮守娥在台北監獄待了2年,再送到綠島2年,最後又送回土城生產教育所。在土城生產教育所期間,母親過世了,家人希望她請假回去奔喪,但不管怎樣報告,都不被准許。

1960年馮守娥出獄,那個年代政治犯出獄後找工作並不容易:「我非常老實,在家鄉應徵工作,對方是我爸的朋友,我心想他一定知道我坐牢的事,就老實寫我坐過牢。履歷寄過去,一點回音都沒有。」最後她找到翻譯的工作,總算解決生計問題。

談到與陳明忠相識,當時政治犯之間,尤其是坐牢的「同學」們,彼此結婚的情況相對普遍。馮守娥在綠島時,還不認識同在綠島的陳明忠,但陳明忠已經知道她了。二人都出獄後,馮守娥與坐牢時的「同學」們去參觀陳明忠工作的工廠,兩人開始有了互動。結婚之後,他們過上一段平靜的生活,也生了二個女兒,名為「志民」、「志平」,取志在民主、志向和平之義。

丈夫再次入獄

1976年,陳明忠再度入獄,陳先生回憶當時:「我進去時,他們(獄方)說,不管怎樣,一定要弄出口供。」馮守娥為了營救陳明忠:「我正式請了三個律師,結果要開庭時,我也被軟禁七天,等我出來時,已經開庭過了。」除了被軟禁導致錯過開庭時間外,他們還把她的身分證、戶口謄本等騙走了,並讓她簽字,使馮守娥無法靠證明她與陳明忠的夫妻關係,這樣馮守娥就無法請律師辯護。事後回想起這段往事,身陷囹圄的陳明忠全然不知獄外的活動,對外聯繫全被切斷,馮守娥嘆道:「他(陳明忠)的判決書也沒給我們,等了11年,我們才收到。」

無可奈何的情況下,馮守娥只好將消息傳到美國去,海外學子紛紛響應,在學子們奔走幫忙下,國際特赦組織得知了這件事,並特別表達關切。據陳明忠講述判刑:「本來是死刑,後來紐約時報刊登出消息,因此改判十五年」。

費盡千辛萬苦保住丈夫性命,但家庭仍受到影響,馮守娥提到:「他(陳明忠)十一年不在,兩個孩子大學畢業,想出國留學。我請她們估算要花多少錢,她們算出來了,那樣的金錢負擔,實在非我們這樣的家庭可以承受,她們只得放棄。」

放下仇恨

走過牢獄之災、兄長被殺害、丈夫入獄,在馮守娥身上,我們沒有看到恨:「我哥是被國民黨槍斃,但國民黨內有好人壞人,有做好事也有做壞事,所以我不會因此懷恨國民黨,時代不同了,既然走那條路,就會有覺悟。當初國民革命也有不少人犧牲,我哥哥的死,跟秋瑾一樣。死有重於泰山,有輕如鴻毛,我們的理想,是為了建立真正民主與和平的社會。」

馮守娥一直期盼著和平的時代:「如果有一個地球,所有的人可以一起牽手跳舞,那有多好。當我們真正希望和平,才可能實現和平。」馮守娥和陳明忠先生夫妻,多年為和平為理想奮鬥,一切行事都以和平為最高目標。或許和平的理念不易實現,卻值得所有未曾活在動亂中的人們深刻反思。


訪談撰文:晴天蝸牛志工團【好日。誌】採編小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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