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這個社會高舉著「反歧視」的旗幟，要求人人平等時，我們發現在太陽花學運的現場，人群中有人大喊著：「中國豬，滾回去！」身旁一位陸生面面相覷，因為對他而言，他聽到的怒吼，不是針對「中國政府」，而是針對一位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「人」。
現代文字獄 網路白色恐怖
酷兒盟的業務，最重要的一環，一直與「兒少條例第29條」息息相關。
關於兒少條例（全名：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）的問題，潘世新理事長娓娓道來緣由：兒少條例立意良善，原意在保護兒童與青少年，免於受性侵害及性剝削、暴力、虐打及毒品控制等。但在立法過程中，參雜些許複雜的因素，造成兒少條例中的「道德觀」凌駕在法律層面之上。以致於法律認定，「只要你有這個想法」，即便你什麼都沒有做，你就是「犯法」。
只要在聊天室中使用的暱稱有「性暗示」的嫌疑，警察便可要求聊天室的網路公司提供該用戶的IP位置。但是，什麼叫「性暗示」？目前在警察拘捕上，只要他們認定「有」，就是「有」。
比如，今天某人在等著朋友匯款，閒著無聊上聊天室打發時間，因此暱稱叫「等元」，警察就可將他以「援交罪名移速法辦」。理由是：「根據兒少條例第29條，此暱稱已構成了公開引誘他人認為有性交易行為。『等元』，不就是等待援交嗎？」
有人質疑，難道在聊天室看見一個ID叫「等元」，然後在聊天室待上一個小時，不算是「意圖援交」嗎？同理反駁，請問「等元」，他有「實質行動交易」嗎？假使，今次一位少女在臉書上傳穿著清涼的自拍照，動態寫：「好熱喔！」，並PO在網路上一個小時，難道她就是在等待「客人」，可以將她以違反兒少條例抓起來嗎？而罪證的理由是：「以廣告物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電子訊號、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，散布、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、媒介、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」。
這位少女純粹想跟大家分享美照，那麼請問「等元」，他沒有任何行動，卻被迫蒙上援交二字，難道這不是變相的侵害人民言論自由？
法律放大解釋 殺人於無形
除了法律面向之外，警察「執法」又是另一個問題。
上層長官為了展現保護兒少，給予基層員警壓力，基層員警為了業績，於是就上網路聊天室「釣魚」。何謂釣魚？比如網路警察在聊天室假扮成同志，隨機找上男同志聊天，並在過程中誘導對方說出『價格』，這時網路警察就能以「違法」將其移送法辦。而這些受害者，實際上根本沒有做任何傷害兒童或青少年的行為，他們只是在網路聊天室上聊天，卻因此背上戀童癖、變態，或者色情狂的罪名。
「釣魚」的問題延續至今，益發嚴重。十幾年來，已有超過數萬人受害，他們百口莫辯，連要召開記者會澄清時，也沒有人敢出來幫他們說話。因為這些法律，目的在「保護兒少」，而這四個字，不會有人認為哪裡不妥，完全符合社會風俗良序。但是，從來不是「保護兒少」有問題，而是立法擬訂的法律有很大的紕漏！
酷兒盟說：「我們常講，兒少法的受害者，比公娼還可憐，公娼要去除汙名化時，還有公娼會站出來相挺，但兒少條例的受害者不會有人願意出來發聲。」
對於傷害兒童與青少年的人，酷兒盟舉雙手贊成現行法規處置。但是他們反對，這些人被栽贓莫須有的罪名（如：戀童癖、色情狂。）因為一被冠上這個罪名，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清白毀於一旦，連帶他附著的家庭也一起被摧毀，更況工作以及人格自尊，社會是不可能見容一位「違反兒童與青少年法律」的人。
酷兒盟分享曾協助過的一個案例，一位丈夫在妻子回娘家時，借用妻子的帳號上聊天室聊天，結果隔天妻子居然都收到法院的傳票，又曾經發生一個案子是弟弟用姊姊帳戶上網聊天，結果連國小三年級的學童也包含在內。理事長潘世新回想當時的情況，皺著眉頭反問：「如果這個案子當時沒有救下來，一個家庭不就這樣毀了嗎？」
是什麼樣的使命驅使他儘管這條路艱辛也要不斷地耕耘下去？他說，沒有什麼使命，只是想讓社會知道「這個人是無辜的」。若是這些受害者沒有管道求助，他們將「一個人」獨自去面對後面的檢察官、法官等重重難題。
「但是⋯⋯儘管今日我們救下一名案主，另外一頭，可能還有十個案主是我們救不到的。」
他們也曾經到處尋求立法委員促成修法，2014年，曾經有位委員釋出善意，投入許多心力協助，但到了政黨協商時，沒有其他委員出來呼應，那位熱心的委員一人也孤掌難鳴。潘世新緩緩地描述過往，氣氛無形中沾染凝重，我們腦中冒出他們不斷四處奔波，只為了向社會證明「這些人是無辜的」，好不容易看見一絲希望，最後卻迫於現實因素而被迫流標。
「所以我常開玩笑，只要高舉『保護兒少』四字，就天下無敵了。政治圈往往順著風向走，但我們永遠逆風而行，所以步步艱辛。」胡勝翔秘書長語氣活潑，眉角彎彎地笑說這段話時，我們看著他的笑容，心底卻嘗到無比的苦澀。
請把「人」當成「人」看
所謂的「酷兒」，多半被歸類為社會邊緣人士，游走在邊緣的他們，時常遭受社會上各式各樣的歧視，有時這些歧視，竟來自於醫院。一位精障同志者去就醫，就曾遇過醫生跟他說：「你就是因為有精神障礙所以才覺得自己是同志。」
早在1990年，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就已將同性戀從DSM （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）中除名，但是存在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歧視，不是單單權威組織除名而可以抹去的。
除了就醫外，職場歧視也屢見不顯，胡勝翔剛來台北時，曾到勞工局協求轉介工作，勞工局的人員告訴他：「我們可以幫你轉介精神障礙者（胡勝翔患有雙極性情感疾患，診斷代碼296）合適的工作，假如你是同志，你也可以告訴我們，但是千萬不要跟雇主說，光精障的汙名就已經夠嚴重了。」
這段話讓胡勝翔反思當今社會，即便現在不斷地推動「友善職場、性別平等」，打著口號，高喊著「性別主流化」，不過終究只局限於「男女」的性別二元框構中。這個性別，指得是「生理男性與生理女性」，而非「多元化的性別」，比如無法被單一男性或女性定義的性別酷兒。
透過勞工局轉介，他接到一份偏勞動力的工作，同事之中，有一位是智能障礙者，那位同事工作相當賣力，每天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六點，一個月僅休息兩天，別人罵他，他也聽不懂，只會微笑以對。從這個例子，胡勝翔看到了企業對身心障礙人士的不平等及勞動力剝削。
除外，有許多障礙者受限於投票所的限制，難以行使自己的投票權。儘管中選會明文規定應有無障礙設施服務障礙者，但是更多實際的問題層出不窮地發生，比如桌椅過高、無輔具協助，導致身障者無法投票；或者投票日僅放假一天，有些在外縣市工作、求學的身障者，受限於「復康巴士未開」，而根本無法返回戶籍地投票，甚至有精神障礙者受限於法規限制（監護宣告）而無法投票或是因養病而於醫院中休養亦無法行使投票權。種種因素交雜之下，無形中剝奪障礙者的投票權，形同剝奪他們的公民權利。
國外針對障礙者，有相關的因應配套措施，比如使用網路進行投票權的行使，反觀台灣，官方資料統計台灣有一百二十萬名的障礙者，但是這麼多年來，政府從未為其制定相關法規，反而讓他們繼續被投票所受限，甚至被迫屈服於現實硬體因素，放棄投票權。
胡勝翔認為，投票權是一個人被政府認可的象徵，假使連投票權都無法落實，請問政府還有把障礙者當人看嗎？
站在社會邊緣的他們，非常強調個人的「主體性」，只有當事人才知道他要的是什麼，酷兒盟最怕別人幫他們「代言」，同樣的，他們也不幫其他人代言。胡勝翔告訴我們：「我自己是精神障礙者，但是我不會替其他族群的人說話，因為我一個人不能代表其他族群。我會告訴他們：『如果你們想要發聲，請自己出來。我可以給予支援，但我沒辦法代替你們說話。』」
因為只有自己，才能說清楚「自己」的訴求，沒有任何人可以代替「你」發言。一如投票權，只有「你」可以選擇要投給誰，沒有別人可以代替你「投票」，因為投票權是憲法保障台灣公民的基本人權。
社團法人台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，他們第一線接觸社會底層人物，看見太多政府尚未納入羽翼下保護的民眾，持續幫助著這些不願被社會正視的人群。理事長潘世新期許所有從政者，能真正將人民擺在心中，做到：「國家是大家的，所有政治人物都可以正視『人的基本權利』。請把『人』當『人』看，人民的痛就是你們的痛，人民的需要就是你們的需要。期許所有政治人物也能做想做的事、做該做的事，只要你做對的事，很多人都會出來支持。」
「只要『人的基本權利與尊嚴』受到侵害時，我們——酷兒盟，就會盡全力幫忙！」
他來台灣學習，很喜歡台灣，喜歡台灣的食物、台灣的人民，可是那一瞬間，他非常害怕被人家知道「他是中國人」。人與人之間，為什麼有那麼多的隔閡？政黨的顏色，民族的差異，難道就直接決定了彼此能否為伍的先決條件？
看著台灣政治，酷兒盟的秘書長，胡勝翔嘆口氣，輕輕地說：「台灣現在太多人都只看到政黨顏色，只要你的顏色對了，不管你做的多爛，他們都會支持。新聞媒體上隨處可見，總是一直喊著要終結藍綠惡鬥，但是⋯⋯你看，這些喊著口號的人，從來沒有把對方放在同一個位置，沒有把對方當成『人』來看，也難怪問題一直沒有好轉。」
「一如我們致力的事⋯⋯其實這個社會上，並沒有把我們當人來看。」健談的他，沉默了會。一旁的理事長，潘世新握緊手中的水杯，彷彿陷入回憶，抓著杯子的手時緊時鬆。
台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前身為「兒少法29條研究會」，本來業務著重於推動廢除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」以及提供受害者相關協助。2013年時，由於業務方面進行調整，將主軸定調為「服務與爭取多重身分者相關權益」，同時落實「人人生而平等」之理念推動。
所謂的多重身分，意指同時擁有性別身分（如同性戀、跨性別、無性戀、性別酷兒等）以及社會弱勢身分（如身心障礙者、HIV感染者、街友等）。比如，同志是一個身份，而精神障礙者也是一個身份，當兩者放在一起時，就是「多重身份」。
社會上，一般人大多不願意理會多重身分者。我們從單一身份來看，同志或精神障礙者，就已經有部分人避之唯恐不及，遑論多重身份，比如同志的憂鬱患者，他們覺得自己是與眾不同，但是他求學的過程中，有人大聲斥責「你這個人妖變態！」、「你真的很噁心，不男不女的醜東西。」，這些人長期飽受煎熬，為此憂鬱，行為變得激進，甚至自殘。
當他們嘗試尋找一個能帶給自己歸屬感的團體，將自己認為是單一身分，去除掉另一個身分（社會弱勢身分），把自己當作單純的同志，走進同志的圈子，有些團體以：「請你別加入我們，在台灣我們已經備受爭議，並不希望再讓社會上的人有『同志都是精神病患』的刻板印象。」
他們相當邊緣，且極具汙名，沒有人想與之接觸，因此，酷兒盟包辦了這項業務。但是由於酷兒盟的性質不像一般社福團體，所以經常面臨沒有資金來源，以及難以承租辦公室的問題。
「可是我們的業務量非常龐大，因為，要幫助的人太多、太多了。」
看著台灣政治，酷兒盟的秘書長，胡勝翔嘆口氣，輕輕地說：「台灣現在太多人都只看到政黨顏色，只要你的顏色對了，不管你做的多爛，他們都會支持。新聞媒體上隨處可見，總是一直喊著要終結藍綠惡鬥，但是⋯⋯你看，這些喊著口號的人，從來沒有把對方放在同一個位置，沒有把對方當成『人』來看，也難怪問題一直沒有好轉。」
「一如我們致力的事⋯⋯其實這個社會上，並沒有把我們當人來看。」健談的他，沉默了會。一旁的理事長，潘世新握緊手中的水杯，彷彿陷入回憶，抓著杯子的手時緊時鬆。
台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前身為「兒少法29條研究會」，本來業務著重於推動廢除「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」以及提供受害者相關協助。2013年時，由於業務方面進行調整，將主軸定調為「服務與爭取多重身分者相關權益」，同時落實「人人生而平等」之理念推動。
所謂的多重身分，意指同時擁有性別身分（如同性戀、跨性別、無性戀、性別酷兒等）以及社會弱勢身分（如身心障礙者、HIV感染者、街友等）。比如，同志是一個身份，而精神障礙者也是一個身份，當兩者放在一起時，就是「多重身份」。
社會上，一般人大多不願意理會多重身分者。我們從單一身份來看，同志或精神障礙者，就已經有部分人避之唯恐不及，遑論多重身份，比如同志的憂鬱患者，他們覺得自己是與眾不同，但是他求學的過程中，有人大聲斥責「你這個人妖變態！」、「你真的很噁心，不男不女的醜東西。」，這些人長期飽受煎熬，為此憂鬱，行為變得激進，甚至自殘。
當他們嘗試尋找一個能帶給自己歸屬感的團體，將自己認為是單一身分，去除掉另一個身分（社會弱勢身分），把自己當作單純的同志，走進同志的圈子，有些團體以：「請你別加入我們，在台灣我們已經備受爭議，並不希望再讓社會上的人有『同志都是精神病患』的刻板印象。」
他們相當邊緣，且極具汙名，沒有人想與之接觸，因此，酷兒盟包辦了這項業務。但是由於酷兒盟的性質不像一般社福團體，所以經常面臨沒有資金來源，以及難以承租辦公室的問題。
「可是我們的業務量非常龐大，因為，要幫助的人太多、太多了。」
現代文字獄 網路白色恐怖
酷兒盟的業務，最重要的一環，一直與「兒少條例第29條」息息相關。
關於兒少條例（全名：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）的問題，潘世新理事長娓娓道來緣由：兒少條例立意良善，原意在保護兒童與青少年，免於受性侵害及性剝削、暴力、虐打及毒品控制等。但在立法過程中，參雜些許複雜的因素，造成兒少條例中的「道德觀」凌駕在法律層面之上。以致於法律認定，「只要你有這個想法」，即便你什麼都沒有做，你就是「犯法」。
只要在聊天室中使用的暱稱有「性暗示」的嫌疑，警察便可要求聊天室的網路公司提供該用戶的IP位置。但是，什麼叫「性暗示」？目前在警察拘捕上，只要他們認定「有」，就是「有」。
比如，今天某人在等著朋友匯款，閒著無聊上聊天室打發時間，因此暱稱叫「等元」，警察就可將他以「援交罪名移速法辦」。理由是：「根據兒少條例第29條，此暱稱已構成了公開引誘他人認為有性交易行為。『等元』，不就是等待援交嗎？」
有人質疑，難道在聊天室看見一個ID叫「等元」，然後在聊天室待上一個小時，不算是「意圖援交」嗎？同理反駁，請問「等元」，他有「實質行動交易」嗎？假使，今次一位少女在臉書上傳穿著清涼的自拍照，動態寫：「好熱喔！」，並PO在網路上一個小時，難道她就是在等待「客人」，可以將她以違反兒少條例抓起來嗎？而罪證的理由是：「以廣告物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電子訊號、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，散布、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、媒介、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」。
這位少女純粹想跟大家分享美照，那麼請問「等元」，他沒有任何行動，卻被迫蒙上援交二字，難道這不是變相的侵害人民言論自由？
法律放大解釋 殺人於無形
除了法律面向之外，警察「執法」又是另一個問題。
上層長官為了展現保護兒少，給予基層員警壓力，基層員警為了業績，於是就上網路聊天室「釣魚」。何謂釣魚？比如網路警察在聊天室假扮成同志，隨機找上男同志聊天，並在過程中誘導對方說出『價格』，這時網路警察就能以「違法」將其移送法辦。而這些受害者，實際上根本沒有做任何傷害兒童或青少年的行為，他們只是在網路聊天室上聊天，卻因此背上戀童癖、變態，或者色情狂的罪名。
「釣魚」的問題延續至今，益發嚴重。十幾年來，已有超過數萬人受害，他們百口莫辯，連要召開記者會澄清時，也沒有人敢出來幫他們說話。因為這些法律，目的在「保護兒少」，而這四個字，不會有人認為哪裡不妥，完全符合社會風俗良序。但是，從來不是「保護兒少」有問題，而是立法擬訂的法律有很大的紕漏！
酷兒盟說：「我們常講，兒少法的受害者，比公娼還可憐，公娼要去除汙名化時，還有公娼會站出來相挺，但兒少條例的受害者不會有人願意出來發聲。」
對於傷害兒童與青少年的人，酷兒盟舉雙手贊成現行法規處置。但是他們反對，這些人被栽贓莫須有的罪名（如：戀童癖、色情狂。）因為一被冠上這個罪名，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清白毀於一旦，連帶他附著的家庭也一起被摧毀，更況工作以及人格自尊，社會是不可能見容一位「違反兒童與青少年法律」的人。
酷兒盟分享曾協助過的一個案例，一位丈夫在妻子回娘家時，借用妻子的帳號上聊天室聊天，結果隔天妻子居然都收到法院的傳票，又曾經發生一個案子是弟弟用姊姊帳戶上網聊天，結果連國小三年級的學童也包含在內。理事長潘世新回想當時的情況，皺著眉頭反問：「如果這個案子當時沒有救下來，一個家庭不就這樣毀了嗎？」
是什麼樣的使命驅使他儘管這條路艱辛也要不斷地耕耘下去？他說，沒有什麼使命，只是想讓社會知道「這個人是無辜的」。若是這些受害者沒有管道求助，他們將「一個人」獨自去面對後面的檢察官、法官等重重難題。
「但是⋯⋯儘管今日我們救下一名案主，另外一頭，可能還有十個案主是我們救不到的。」
他們也曾經到處尋求立法委員促成修法，2014年，曾經有位委員釋出善意，投入許多心力協助，但到了政黨協商時，沒有其他委員出來呼應，那位熱心的委員一人也孤掌難鳴。潘世新緩緩地描述過往，氣氛無形中沾染凝重，我們腦中冒出他們不斷四處奔波，只為了向社會證明「這些人是無辜的」，好不容易看見一絲希望，最後卻迫於現實因素而被迫流標。
「所以我常開玩笑，只要高舉『保護兒少』四字，就天下無敵了。政治圈往往順著風向走，但我們永遠逆風而行，所以步步艱辛。」胡勝翔秘書長語氣活潑，眉角彎彎地笑說這段話時，我們看著他的笑容，心底卻嘗到無比的苦澀。
請把「人」當成「人」看
所謂的「酷兒」，多半被歸類為社會邊緣人士，游走在邊緣的他們，時常遭受社會上各式各樣的歧視，有時這些歧視，竟來自於醫院。一位精障同志者去就醫，就曾遇過醫生跟他說：「你就是因為有精神障礙所以才覺得自己是同志。」
早在1990年，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就已將同性戀從DSM （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）中除名，但是存在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歧視，不是單單權威組織除名而可以抹去的。
除了就醫外，職場歧視也屢見不顯，胡勝翔剛來台北時，曾到勞工局協求轉介工作，勞工局的人員告訴他：「我們可以幫你轉介精神障礙者（胡勝翔患有雙極性情感疾患，診斷代碼296）合適的工作，假如你是同志，你也可以告訴我們，但是千萬不要跟雇主說，光精障的汙名就已經夠嚴重了。」
這段話讓胡勝翔反思當今社會，即便現在不斷地推動「友善職場、性別平等」，打著口號，高喊著「性別主流化」，不過終究只局限於「男女」的性別二元框構中。這個性別，指得是「生理男性與生理女性」，而非「多元化的性別」，比如無法被單一男性或女性定義的性別酷兒。
透過勞工局轉介，他接到一份偏勞動力的工作，同事之中，有一位是智能障礙者，那位同事工作相當賣力，每天從早上八點工作到晚上六點，一個月僅休息兩天，別人罵他，他也聽不懂，只會微笑以對。從這個例子，胡勝翔看到了企業對身心障礙人士的不平等及勞動力剝削。
除外，有許多障礙者受限於投票所的限制，難以行使自己的投票權。儘管中選會明文規定應有無障礙設施服務障礙者，但是更多實際的問題層出不窮地發生，比如桌椅過高、無輔具協助，導致身障者無法投票；或者投票日僅放假一天，有些在外縣市工作、求學的身障者，受限於「復康巴士未開」，而根本無法返回戶籍地投票，甚至有精神障礙者受限於法規限制（監護宣告）而無法投票或是因養病而於醫院中休養亦無法行使投票權。種種因素交雜之下，無形中剝奪障礙者的投票權，形同剝奪他們的公民權利。
國外針對障礙者，有相關的因應配套措施，比如使用網路進行投票權的行使，反觀台灣，官方資料統計台灣有一百二十萬名的障礙者，但是這麼多年來，政府從未為其制定相關法規，反而讓他們繼續被投票所受限，甚至被迫屈服於現實硬體因素，放棄投票權。
胡勝翔認為，投票權是一個人被政府認可的象徵，假使連投票權都無法落實，請問政府還有把障礙者當人看嗎？
站在社會邊緣的他們，非常強調個人的「主體性」，只有當事人才知道他要的是什麼，酷兒盟最怕別人幫他們「代言」，同樣的，他們也不幫其他人代言。胡勝翔告訴我們：「我自己是精神障礙者，但是我不會替其他族群的人說話，因為我一個人不能代表其他族群。我會告訴他們：『如果你們想要發聲，請自己出來。我可以給予支援，但我沒辦法代替你們說話。』」
因為只有自己，才能說清楚「自己」的訴求，沒有任何人可以代替「你」發言。一如投票權，只有「你」可以選擇要投給誰，沒有別人可以代替你「投票」，因為投票權是憲法保障台灣公民的基本人權。
社團法人台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，他們第一線接觸社會底層人物，看見太多政府尚未納入羽翼下保護的民眾，持續幫助著這些不願被社會正視的人群。理事長潘世新期許所有從政者，能真正將人民擺在心中，做到：「國家是大家的，所有政治人物都可以正視『人的基本權利』。請把『人』當『人』看，人民的痛就是你們的痛，人民的需要就是你們的需要。期許所有政治人物也能做想做的事、做該做的事，只要你做對的事，很多人都會出來支持。」
「只要『人的基本權利與尊嚴』受到侵害時，我們——酷兒盟，就會盡全力幫忙！」
訪談撰文：晴天蝸牛志工團【好日。誌】採編小組
真誠過生活，日日是好日
喊藍綠惡鬥的是不是也是在喊一樣爛
回覆刪除為什麼呢？
台灣的壓迫和扭曲到落實轉型正義的路上
是什麼在阻擋，又是怎麼造成的